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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城记 之 广州(易中天)【转帖】
来源:转帖 | 作者:站长猫猫 | 发布时间: 2007-01-20 | 757 次浏览 | 分享到:
看到易中天先生谈到对广州的印象,猫猫赶紧把它摘下来!大家也来看看吧~ 《羊城晚报》2007年1月7日(星期日)B3/晚会 羊城沧桑 读城记 广州 易中天

读城记 之 广州(易中天)【猫猫评】

    看到易中天先生谈到对广州的印象,猫猫赶紧把它摘下来!大家也来看看吧~

 

《羊城晚报》2007年1月7日(星期日)B3/晚会•羊城沧桑

读城记·广州
易中天

【作者简介】易中天,1947年生,湖南长沙人,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以及“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系列”四种:《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

   

 

    在中国近代史上,广州无疑是北京、上海之外的第三个重要角色。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历史差不多有半数是由这三座城市书写的。北京的一言九鼎当然毋庸置疑,异军突起的是上海和广州。广州的历史当然比上海久远,至少,它的建城史可以上推至2200多年前的秦代(其时秦将任嚣在今广州市中山路一带建城);它的得名也有1700多年的历史。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广州在“天朝大国”的版图上,还是一个极不起眼的边鄙小邑,是封建王朝鞭长莫及的“化外之地”,再了不起也不过是一个“超级大镇”而已。然而,随着古老的中国开始面对世界,走向现代,广州突然变得令人刮目相看。
一、怪异的城市
A
    在中国,也许没有哪个城市,会更像广州这样让一个外地人感到怪异。
    乘火车从北京南下,一路上你会经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城市:保定、石家庄、邯郸、郑州、武汉、长沙、衡阳等等。这些城市实在是大同小异。除了口音不大相同,饮食略有差异化,街道、建筑、绿化、店面、商品、服务设施和新闻传媒,都差不太多。
    然而广州却不一样。
    改革开放以前,外地人第一次进广州,感觉往往都很强烈。第一是眼花缭乱,第二是晕头转向,第三是不得要领,第四是格格不入。建筑是奇特的,树木是稀罕的,招牌是看不懂的,语言更是莫名其妙的。甚至连风,也和内地不一样:潮乎乎、湿漉漉、热烘烘,吹在身上,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如果你没有熟人带路、亲友接站,便很可能找不到你要去的地方。因为你既不大看得懂地图和站牌,又显然听不明白售票员呼报的站名。也许,你可以拦住一个匆匆行走的广州人问问路,但他多半会回答说“muji”(唔知-编者),弄得你目瞪口呆,不明白广州人为什么要用“母鸡”来作回答。何况广州人的容貌是那样的独特,衣着是那样的怪异,行色又是那样匆匆,上前问路,会不会碰钉子?
    当然,最困难的还是语言。广州话虽然被称作“白话”,然而一点也不“白”,反倒可能是中国最难懂的几种方言之一(更难懂的是闽南话)。内地人称之为“鸟语”,并说广州的特点就是“鸟语花香”。语言的不通往往是外地人在广州最感隔膜之处。
    广州话听不懂,广州字也看不懂(尽管据说那也是“汉字”)。你能认出诸如“呒”、“咁”、“唧”,见过“口者”、“叻”、“啱”之类的字,就算你认识那些字,也不一定看得懂那些词。比方说,你知道“士多”、“架步”是什么意思,你当然也许会懂得什么是“巴士”,什么是“的士”。但懂得“的士”,却不一定懂得“的士够格”(决非出租车很够规格的意思)。至于其他那些“士”,比如什么“多士”、“卡士”、“菲士”、“波士”、“甫士”、“贴士”、“晒士”(士多-买香烟、水果、罐头及其他零碎日用品的小商店。“架步”-比较固定的进行非法活动的地方。“的士够格”-唱歌夜总会或有小型乐队伴奏的夜总会。多士-烤面包片。卡士-演员表。菲士-面子。波士-老板。甫士-摆姿势。贴士-小费。晒士-尺寸)之类,恐怕也不一定懂。最让人莫名其妙的是“钅及骨”,满街都是“钅及骨立等可取”的招牌(现在不大能看见了),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广州满街都是骨科大夫,为什么会“立等可取”?结果弄得外地人在广州便变成了“识字的文盲”。听不懂,也看不懂,“真系(是)蒙查查(稀里糊涂)啦”。
    一个外地人到了广州,往往会连饭都吃不上,因为你完全可能看不懂他们的菜谱:猪手煲、牛腩粉、云吞面、鱼生粥,这算是最大众化的了,而外地人便很可能不得要领。至于“蚝油”、“焗”、“ 火屈”之类,外地人更不知是怎么回事,因而常常会面对菜谱目瞪口呆,半天点不出一道菜来。有人曾在服务员的诱导下点了“牛奶”,结果端上来的却是自己不吃的“牛腩”,他哪里还再敢问津“濑尿虾”?
    更为狼狈的是,外地人到了广州,甚至可能连厕所也上不成。因为广州厕所上写的是“男界”、“女界”。所谓“男界”,是“男人的地界”呢,还是“禁止男人进入的界限”,外地人不明所以,自然只能面面相觑,不敢擅入。
    于是,外地人就会纳闷:我还在中国吗?
B
    的确,包括广州在内,远离中央政权的岭南,历来就是中原文化的“化外之地”。
    大庾、骑田、萌诸、都庞、越城这“五岭”,把北方吹来的风挡得严严实实,而南海的风又吹不过五岭。于是岭南岭北,既不同风又不同俗,甚至可能不同“种”。岭南人颧骨高,嘴唇薄,身材瘦小,肤色较深,与北方人在体质上确有较明显的区别。再加上语言不通,难怪北方人只要一踏上粤土,便会有身在异域的怪异之感。
    于是,在中原文化被视为华夏正宗的时代,岭南文化当然也就会被视为“蛮族文化”,岭南人也就会被视为“蛮野之人”。直到现在,不少北方人还把广东人视为茹毛饮血的吃人生番,因为据说他们嗜食活老鼠和活猴子,自然离吃人也不太远。即便不吃人吧,至少吃长虫(蛇)、吃蛤蟆(青蛙)、吃蚂蚱(实为禾虫)、吃蟑螂(名曰龙虱,实为水蟑螂),吃猫吃狗吃果子狸吃穿山甲,吃各种北方人不吃的东西。这就不能不使北方人把广东人视为怪异而与之划清界限。据说,当年六祖慧能向五祖弘忍求法时,弘忍便曾因他是“岭南人”而不肯收留,说:“汝是岭南人,怎生作佛?”谁知慧能答道:“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一句话,说得湖北人(一说江西人)弘忍暗自心惊,另眼相看,不但收留了慧能,而且把衣钵也传给了他。
    慧能无疑是使北方人对岭南人刮目相看的第一人。他得到禅宗衣钵后,连夜逃出湖北,回到岭南,隐居十几年,后来才在广州法性寺(原制旨寺,今光孝寺)脱颖而出,正式剃度受戒为僧,以后又到广东曹溪开山传教。不过,慧能开创的禅宗南宗虽然远播中土,风靡华夏,成为中国佛教第一大宗,也使岭南人大大地露了一回脸,但他传播的,却并不是岭南文化。佛教和禅宗的主张,是“众生平等,人人可以成佛”,怎么会有“地域文化”的特征?我甚至相信,慧能的弟子们到中原去传教时,说的一定不是“岭南话”。
    岭南文化的真正“北伐”,是在今天。
    北伐的先遣军虽然是T恤衫、牛仔裤、迷你裙以及唱碟、雪柜等新潮商品……但让文化人最感切肤之痛的还是那铺天盖地的粤语。今天,在中国一切追求“新潮”、时髦的地方,包括某些边远的城镇,饭店改“酒楼”(同时特别注明“广东名厨主理”),理发店改“发廊”(同时特别注明“特聘广州名美容师”)已成为一时之风尚。“打的”早已是通用语言,“镭射”、“菲林”、“派对”、“拍拖”等粤语音译或广东土著名词也颇为流行。
    普天之下,真是何处不在粤语文化的浸淫之中!毫不奇怪,人们对于有着经济优势的地域及其文化总是羡慕的,而文化的传播和接受又总是从表层的模仿开始的。当我们学着广州人穿T恤、喝早茶、泡酒吧,大声地欢呼“哇”时,不是在学广州,而是在学“先进”。
二、天高皇帝远
C
    广州,从来就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无论中央政府是在长安、洛阳、开封、南京或者北京,广州都是一个边远的、偏僻的、鞭长莫及和不太重要的邑镇。如果按照周代“五服”的规格,它显然只能属于最远的那一“服”——“荒服”(天荒地老之服)。长江湘水之阻,衡山南岭之隔,足以让达官显贵、文人墨客视为畏途。李白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然而从长安到成都,实在比到广州近得多,所以古人从未有过“粤道难”的说法,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到过广州,也不大想到广州。事实上,“蛮烟瘴雨”的岭南,历来就是流放罪犯的地方;而只要想想18世纪清庭官方规定的标准行程,从北京到广州驿站,竟要56天(加急为27天),则对于所谓的“天高皇帝远”,便会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想想看吧,将近一两个月的“时间表”,多少事情做不下来?
    既然有这样远的路程,那么,中央政府即便想要多管广州,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样,习惯了中央政府这种态度的广州人,当然也早就学会了“看一只眼不看另一只眼”,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自行其是,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
    这种文化心理习惯在改革开放时期就表现为这样一个“广东经验”:对于中央的政策,一定要用够、用足、用好、用活。具体说来,就是只要没有明确规定不许做的,都可以做,或理解为可以做。所以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提倡改革,允许实验,允许失败,中央对于许多地方许多省份,其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广东人看着的是那只“闭着的眼”,福建人看着的是那只“睁着的眼”,上海人琢磨下一回“哪只眼睁哪只眼闭”,北京人则在议论“应该睁哪只眼闭哪只眼”。结果广东上去了,福建滞后了,上海在徘徊,北京则在不停地说话。看来,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并非没有文化上的原因。
    广州离“皇帝”很远,离“外面的世界”却很近。
    广州临南海之滨,扼珠江之口,对于吸收外来文化有着天然的优势。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就是于南梁武帝大通元年在广州登陆,来到东土的。实际上,华南地区的出海口在晋时则已由徐闻、合浦一带移至广州。到了唐代,广州便已以中国南海大港而著称于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这时,广州已设立“番坊”,城中外侨杂居,其所谓“番邦习俗”,对广州文化的形成,不能说没有影响。可以说,从那时起,广州人对于“番鬼”,便有些“见惯不怪”,习以为常。
    不过那时的中国,的的确确是“世界第一”的泱泱大国。中国的文化,远比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优越,尤其对于那时来华的“白蛮、赤蛮、大石、骨唐、昆仑”等国,就更是如此。总之,广州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是以中国文化的优越感为“底气”的。这也是广州与上海的不同之处。广州是在已有本土文化的前提下吸收外来文化,而上海则是在“一张白纸”的情况下开放和吸收。而且,到上世纪初,广州与“外面世界”的联系已大不如上海:广州进出口的吨位数只有上海的1/4,租界大小则只有上海的1/147。所以,上海的“西化”虽在广州之后,却比广州“彻底”和“地道”。上海除人力车夫一类“苦力”说“洋泾浜英语”外,一般来说只要肯学,英语说得都很好。广州人却喜欢把外来语言“本土化”,发明出诸如“打的”、“打波”之类“中外合资”的词语,或诸如“佳士得”、“迷你”、“镭射”之类中文色彩极浓的译名。广州给人的怪异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这些话语的“不伦不类”引起的。
D
    但这对于广州人却很正常。广州人的“文化政策”,历来就是“立足本土,兼收并容,合理改造,为我所用”。比方说,他们也用汉字,却坚持读粤音。当年,如果不是雍正皇帝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他们是连“国语”都学不会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发明了一大堆只有他们自己才认识的“汉字”。广州人对待中原文化的态度尚且如此,遑论其他。
    其实,这也是“天高皇帝远”所使然。
    所谓“天高皇帝远”,显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央政府不大管得了;二是中央政府不大靠得上。管不了,就可以自行其是;靠不上,就必须自力更生。所以,广州人的自强精神和自主意识也就特别强。靠着自己的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自己闯开了一条生路,并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独创精神几乎已成为他们的“文化无意识”。任何人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广州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与内地大相异趣。
    实际上,即便广州普通民众的生活,也相当随意和注重个性。广州菜肴、点心、粥面品种之多,堪称中国之冠。除岭南物产丰富、粤人注重饮食外,要求“吃出个性来”,也是原因之一。广州人的穿着,更是五花八门。或讲面料,或讲款式,或讲名牌,或讲新潮,但更多的还是自己觉得怎么好看就怎么穿,或怎么舒服就怎么穿,比如穿西装不打领带,穿皮鞋不穿袜子等(此为广州与深圳之不同处)。相反,一本正经反倒会有怪异之感。一位广州朋友告诉我,有一天,他们单位一个同事西装革履地走进来,大家便开玩笑说:“你什么时候改卖保险?”原来,在广州,只有推销员才会穿得一本正经,其他人都穿得随随便便。
    其实说怪也不怪。广州既然是一个远离中原的地方,既然反正也没有什么人来管他们和帮他们,他们当然就会按照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来生活,而不在乎北方人说三道四。事实上,即便有“北佬”评头论足,广州人也既听不到又听不懂。即使听到了听懂了,也“没什么所谓”。广州人不喜欢争论而喜欢实干,而且喜欢按照自己的个性去干。在广州人看来,北京人争得面红耳赤的许多问题,都是“没什么所谓”的。或者借用一个哲学的说法,都是“假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不要说争不出什么名堂,即便争得出,也没什么实际效益。既然如此,争论它干什么?显然,广州人广东人的文化性格和改革开放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改革开放的原则是“不争论”,而广州人也好广东人也好,都不喜欢争论。
    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广州或广东无思想。恰恰相反,在风云变幻天翻地覆的中国近代史上,广东有着“思想摇篮”的美称。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发出了震惊全国的声音,其影响极为深远。


E

    广州不是“城”,不是“镇”,而是“市”,是中国最老也最大的一个市场。

    广州与内地城市之最大区别,也许还在于其经济生活方式。
    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地城市,基本上是出于政治与军事两种目的而建立的。前者叫“城”,后者叫“镇”。城讲“文治”,镇重“武备”,它们都不会把商业和商品生产放在首位。
    广州却是另一种类型性质,主要不是“城”,不是“镇”,而是“市”。由于“天高皇帝远”,广州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走的是另一条道路——重视商业和商业性的农业、手工业。早在汉初,是我国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唐代,已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外贸港口;至宋时,则已成为世界著名港口之一。明清两代,广州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乾隆十四年至道光十八年这90年间,外轮抵港多达5130艘。鸦片战争时,广州的进出口吨位数达28万吨(同期上海只有9万吨)。海洋经济带来的商业气息,给广州和整个岭南地区注入了不可低估的经济活力,造成了一种新的气象。与之相对应,整个珠江三角洲“弃田筑塘,废稻种桑”,成为商业性农业生产基地;而广州则成为商业性手工业的中心,并以工艺精美而著称于世,有所谓“苏州样,广州匠”之美名。
    既然是“市”,则广州之民风,也就自然会重财趋利。明清时有民谣云:“呼郎早趁大冈墟,委理蚕缥已满车。记取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何如。”可见市场、经济、交易也已成为人们的日常话题。经商贸易,当然也是广州人竞趋的职业。
    这种民风历来颇受攻击,但显然带有文化上的偏见。换言之,他们是站在“城”和“镇”的立场来攻击“市”。不论“城”也好,“镇”也好,它们都主要是消费性的城市,其财政开支主要依赖于农业税收,部分依赖商业税收,生产者少,消费者多。即以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为例,是年北京70万人中,不事生产的八旗子弟和士绅官员就有28万人,占总人口的40%。这些人不必躬耕于垄亩、叫卖于街市,自然可以高谈阔论于茶座,浅吟低唱于青楼,大讲“义利之辨”或“消遥之道”。然而,“市”却是生产性的。既然是买卖,就必须不断地买进卖出,才叫“生意”。不做生意,钱放在家里,自己不会生儿子,老板也不会有饭吃。因此,一个“市”,只要它一天不从事商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便立即会丧失生命,失去存在的意义。生意生意,有“生”才有“意”,这就必须“生产”。生产,才有饭吃。所以,“城”与“市”的文化性格往往不同,而城里的人和市上的人也多有差异。总之,城多静而市多动,城多雅而市多俗,城里的人多会说而市上的人多会做,城里的人多务虚而市上的人多务实。究其所以,大约也就是后者必须自己谋生而前者大可不必之故。
    于是,我们大体上知道广州人为什么不喜欢争论,为什么自主意识特别强,以及广州为什么会有生猛鲜活的风格,而且总是和内地不一样。就因为广州是“市”,是中国最老也最大的一个市场。上海也有“市”的性质,但上海主要是外国人做生意而中国人当职员,广州却是广州人自己当小老板。所以,当中国讳言“市场经济”时,以职员为主体的上海人很快就适应了计划经济,广州人血液中的商品经济因子却依然存在。结果,广州和广东人走到了改革开放的前列,上海人却费了老半天才反应过来。广州,毕竟是“老牌的市”。
F

    广州不但是一个“买东西的地方”,也是一个“吃东西的地方”
    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广州是个大市场。
    追新的人可以去天河城,那里荟萃了Jessica、Courlor、Eighteen、淑女屋等众多的名牌时装专卖店,其布局和气派已直追香港的太古广场或置地广场。怀旧的人则不妨去上下九,那里不但有永安百货、广州酒家、莲香楼等老字号,也有众多的不起眼的小“士多”。在上下九街道两旁的老骑楼下走过,老广州那亲切质朴的平民气息就会扑面而来,你能找回许多关于老广州的记忆和感觉。
    逛上下九,最好能去吃一碗牛腩粉,或者喝一次下午茶。
    广州不但是一个“买东西的地方”,也是一个“吃东西的地方”,要不然怎么说“食在广州”。 
    吃的节目是“饮早茶”开始的。内地人都已知晓,所谓“饮早茶”并不是只喝茶,而是吃点心,如虾饺、凤爪、肠粉、春卷、牛肉丸、马蹄糕,还有猪肝粥、鱼生粥、皮蛋瘦肉粥等多种粥类和青菜。老广州人有“一盅两件叹早茶”的说法。叹,粤语中是“享受一下”的意思。
    晚餐是广州人吃得最讲究最排场的一餐。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惟有此时才可能相聚,而且能够尽兴。即便是应酬,也显得有诚意。因此一到华灯初上,广州的酒楼便人满为患。吃完晚餐,如果是老友相逢,则可能还要去饮晚茶。饮晚茶的,似以中青年居多。因为老先生也好老太太也好,这时都已吃完晚饭冲过凉,在家里看电视或者搓麻将,他们没有太多的精神和胃口来应付晚茶,而对于精力充沛的中青年来说,真正的夜生活这时才开始。酒足饭饱之后,可以饮至深夜的晚茶是很好的放松和休闲。朋友们正好促膝谈心,亦不妨找一两位小姐来随便坐坐,便会觉得一天的劳累有了补偿。
    深夜,可以说才是“食在广州”的高潮,广州人称之为“去消夜”。广州人原本就有过夜生活的习惯,近年来由于物质的丰富和收入的增加,夜宵的人越来越多,经营夜宵的食肆也越来越火爆……
    还有一点也不可不提,那就是“食在广州”并不等于“食广州”,而毋宁说是“食全国”甚至“食世界”。在广州,只要有钱,没有吃不到的东西。海南文昌鸡、东北炖粉条、西安羊肉泡馍、成都酸菜鱼之类自不必说,法国鹅肝、德国红肠、韩国烧烤、日本刺身,也都绝对地道绝对正宗。广州,就像是一座应有尽有的大酒楼。
其实,这正是市场的特点。
    市场是干什么的?是花钱和赚钱的地方?并不全对。应该说,市场就是通过满足人们的需求,让一部分人心甘情愿花钱,另一部分人心安理得赚钱的地方。
    广州的好处也正在这里。广州允许“摆款”(铺张),也宽容“孤寒”(吝啬),花一万块钱买件衣服或者吃一顿不算什么,只花十块钱买件衣服或者吃一顿也很平常。那个在大排档吃牛腩粉的可能刚做完一笔大生意,那个在街头买削价商品的也可能刚花40万元买了一套房子。广州允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也允许同一个人有不同的活法。
    广州人都明白一个道理,不管怎样“食”,归根结底都是“食自己”。所以,比别的地方人爱吃会吃的广州人,往往也比别的地方人肯做会做。的确,“市”上的人,要比“城”里的人更懂得“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广州人有句话叫“揾食”,也就是“谋生”的意思。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市”上的人,多半是自食其力者。如果你不能为此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那么,对不起,只好饿肚子、喝西北风,或者用广州话说,只好“吊砂煲”。
    所以,为了“揾食”,广州人便不怕忙得“满天神佛”,意思是忙得不可开交。但再忙,也不会说“忙死”。因为“忙”,原本为了“揾食”,为活得更好,怎么能说“死”?没法子,只好拿神佛来开开心,放松放松,调剂调剂。
    这就是广州,这也就是“市”。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里的人,自然会有些他人以为怪异的地方。
G
“市态”种种
    “市态”?有没有搞错?
    没错。广州“市”,广州“世态”,当然也就是“市态”。
    “市态”的特点是商业性。
    广州话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字——“抵”。抵,有忍受、忍耐的意思,如抵冷(耐寒)、抵力(费劲)、抵肚饿(挨饿)等,但更多地还是表示“等值”。最常用的,是表示“划得来”、“花得值”。到酒楼美餐,吃得大快朵颐,叫“抵食”;到商场购物,买得称心如意,叫“抵买”;到歌舞厅夜总会娱乐中心潇洒一回,玩得兴高采烈,叫“抵玩”。顾客满意,老板开心,看着大把的票子进账,心里暗叫“抵赚”。会赚钱的也会花钱,会花钱的多半也会赚钱,这就叫“抵手”(能干、有本事)。如果没有赚钱的能耐,那就只有坐以待毙,大约也只好叫“抵穷”(活该受穷)乃至“抵死”(该死)。广州人的商业意识和价值观念,由此可见一斑。
    诸“抵”之中,最有意思的还是“抵锡”。“锡”,也就是吻。都说爱情无价,广州人偏偏说有。价值几何?也就“一锡(吻)”而已。深深爱着你的人为你奉献一切,尽心尽力,总该有所回报吧?拿什么回报?黄金有价情无价,还是道一声“抵锡”吧!轻轻的一个吻,比什么东西和多少钱,都“抵”。
    广州人还有一个用得很多的词,叫“睇数”。它的本义,是结账、算账,而且主要指在食品店用餐后服务员来结算账目。比方说,一个人小赚了一笔,高兴了,要请朋友吃饭,便会说,呢(这)餐我“睇数”!但是,一个女孩子如果不慎婚前与恋人暗结珠胎,那么,她的家人便会找到那男孩,说:你应该“睇数”的!这里的“睇数”,是“负责”(当然也包括“认账”)的意思。所以,广州人如果要表示对某件事负责,便会说:“我睇数!”“,负责”要用“买单”来表示,可见广州之“世态”确实是“市态”。
    当然,也不会什么都“睇数”的。一餐饭吃完了,服务员把单拿来请你付账,你当然要看看上面的数。此因,“买单”才叫“睇数”。显然,“睇数”不“睇数”,要看“抵唔抵”(值不值)。“抵”就“睇数”,“唔抵”,当然也就不“睇数”。此外,也还要看自己有没有能力“睇数”。没有能力,却随随便便表态“我睇数”,不是“戆居”(傻瓜、笨蛋),便是“得只讲”(空口说白话,说话不算数的人)。遇到这样的人,你千万不要信以为真,还是自己设法去“买单”为好。
    总之,“睇数”,是做人的准则,尤其是在一个讲究信誉、看重合同、尊重契约的商业社会做人的准则。诸如此类表现商业社会性质的广州方言还有许多,比方说,一个老姑娘,拖到了三十出头了,还没有嫁人,便会被左邻右舍三姑六婆说成是“卖剩蔗”。把“嫁人”说成是“卖蔗”,也甚为不妥。不过,倒是十足的“广州话”。广州四乡盛产甘蔗,而广州人又爱把什么都说成是做生意。
    最有趣的广州人道谢叫“唔该”。如果要加重语气,则再加一个“唔该晒”。不但有“谢谢”、“多谢”的意思,还表示“请”、“劳驾”、“借光”、“对不起”等等。比如“唔该借咩的”(劳驾请让让),或“还番支笔畀你,唔该晒”(这支笔还给你,多谢)。既然要劳驾别人,为什么“唔该”(不应该)?原来,“唔该”(不应该)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意思是说,像我这样的“小人”、“小店”和“小事”,实在是“唔该”劳您老人家“大驾”,或“唔该”被您老人家如此惠顾的。不过,“唔该”归“唔该”,劳驾还是照旧劳驾。
    显然,这里仍有某种商业气息在里面。因为所谓对方“唔该”(不该),其实是盖因自己“唔抵”(不值)。双方好像做了一笔不等价的买卖,当然要道谢。
H 广州人敢“食头箸”,也敢“炒鱿鱼”
    看来,广州人和北方人一样,也是要念“面子经”的。只不过,北方人的“面子经”,主要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广州人的“面子经”,则更多了一些“经济学”的内容。
    广州人的讲究“意头”,外地人看来几乎到了“神经病”的地步。开张、婚嫁固然要“择吉日”,吃点什么也要讲“意头”,发菜蚝豉叫“发财好市”,发菜猪手叫“发财就手”,发菜香菇叫“发财金钱”,这些菜在喜宴上特别受欢迎。至于猪舌谐音“蚀”,猪肝谐音“干”(枯),丝瓜谐音“输”,苦瓜有个“苦”字,叫不得,改叫“猪利”、“猪润”、“胜瓜”、“凉瓜”。广州姑娘爱吃一种名叫“士多啤梨”的水果,外地人还以为是什么新品种。拿来一看才恍然大悟:“不就是草莓!”广州人立马会叫起来:“衰过你把口!乜‘霉霉’声。”
    对于广州人这种讲究“意头”的文化习俗和文化心理,我倒是主张无妨宽容一点。说说而已,没有什么非纠正不可的。
    事实上,广州人也并不认为“意头”就是决定一切的。
    广州有这样的话:“唔好靠撞彩”,意思是靠自己努力,不要靠碰运气。如果只想碰运气,就会“望天打卦——没着落”。旧时广州算命先生多,天气又多变。没准那算命先生刚刚夸下海口,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就会把他浇成个落汤鸡。于是乎,丢了饭碗的算命先生,便只好“望天打卦”,给老天爷算命。所以,当广州人问起某件事是否落实时,往往就会诙谐地说上一句:“望天打卦。”
    “望天”靠不住,便只有靠自己。所以,广州人极其看重一个“搏”字。中国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就说过:“人生能有几回搏?”这正是“广州精神”的一种体现。广州方言中有不少表现这种拼搏精神的话,比如“照杀”、“搞掂”,甚至“搏晒老命”。
    有此精神,故广州人不怕“食头箸”,也就是“敢为天下先”。广州和整个广州地区的经济腾飞,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种敢于“食头箸”的精神。
    广州人敢“食头箸”,也敢“炒鱿鱼”。
    广州人炒鱿鱼多为炒鱿鱼卷而非炒鱿鱼丝,精巧的刀功加热油武火,鱿鱼片就会卷曲起来,颇似丢了饭碗卷铺盖走人之状。不过广州人却不是指老板敢“解雇”,而是指员工敢“跳槽”——“炒”老板或单位的“鱿鱼”。在今日之广州,至少有两件事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一是“炒更”,即业余兼职;二是“跳槽”,即另谋高就。
于是,在广州看到的,便不仅是“怪异”,更是“活力”。
    活,正是“市”的特征。因为所谓“市”,就是以商品的流通为存在依据的地方,讲究的就是一个“活”字。所谓“无商不活”,即此之谓。事实上,正是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造就了广州的“生猛鲜活”;也正是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成就了广州的“生猛鲜活”。请回想一下,在改革开放以前,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以前,有谁感受到广州的“生猛鲜活”,也就是感到怪异吧!
    问题是,这种活力究竟能维持多久?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为广州和广东感到担忧。
    已经有人指出,广州这个城市“总是起模范作用,而且每次都来势凶猛,但往往都是虎头蛇尾”(萧森林《最说不清的城市:广州》)。比如康梁维新和国民革命都是。北伐军从广州出发,浩浩荡荡一路乘胜前进,然而一打到上海,就没广州什么事。这当然与广州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有关——远在南海一隅的“化外之地”岂能号令全国?但与广州的城市性格也未尝无关。
    有人认为,在经历了2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广州和广东作为“探险队”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作为“先行官”的特殊角色也即将结束。广东将归于平静和平常,广州也将重新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省会城市。但,每次都冲锋陷阵在前的广州,敢于“食头箸”、敢为天下先的广州,以自己上千年商业传统为其他兄弟姐妹们“摸了石头”的广州,难道就该这样悄然退场?她难道就不该在这个最适合自己发展的时代,创造出一种更辉煌的新文化?
I 多说几句
    广州文化要想走向大气磅礴、灿烂辉煌,并不容易。
    广州广东的崛起,无疑是一得天时(改革开放),二得地利(毗邻香港),三得人和(广东人原本就是“经济人”),但自身的文化准备却明显不足。不得不承认,广州文化也好,广东文化也好,基本上是一种褊狭的地域文化,受香港的影响太大(有所谓“香港打个喷嚏,广州就会感冒”的说法)。香港虽非“文化沙漠”,但香港高品位学术文化之微弱,也是不争之事实。同样,广州文化不如北京、上海之大气,恐怕也是不争之事实。随便举个例,一件名牌西装,穿在广州人身上,也许只能穿出阔气;穿在上海人身上,便可能穿出教养。穿衣尚且如此,更遑论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文化的建设毕竟是一件需要长期积累的事情,不可能“生猛鲜活”地一蹴而就。历来只有经济上的“暴发户”,却从来没有文化上的“暴发户”。但如果没有文化的建设作后盾,则经济上的“生猛鲜活”又能维持多久,也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确实,广州文化建设的最大障碍,就是广州人那种过分地以“纯种广东土著”为自豪的呆气。广东人确有值得自豪的地方,但如果竟把成功归结于自己乡土的“风水”或“方言”,并自我陶醉到执迷的程度,就未免荒唐可笑和小气呆气。一个城市的真正城市化水平,是与它的开放程度和兼容程度成正比的,其中,就包括语言的开放兼容程度。广州要成为“大广州”,就必须创造一个与这一历史地位和光荣称号相适应的文化环境和语言环境。这是广州走向全国的前提条件,也是广州容纳全国尤其是容纳全国精英人才的前提条件。更何况,不首先打破自己心理上狭隘的地域文化偏见,又怎么谈得上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因此我以为,广州的文化建设,也许当从推行普通话开始。
    “点睇”(你以为如何)?